襄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冰冷，反而显得通情达理，既保全了妈妈作为老师的体面，又似乎给了一条切实的“路”，在当时的我们听来，这几乎是一种恩赐般的善意。
晚饭后，我看见妈妈默默拿起那个被退回的、依旧精美的纸袋，走到客厅柜子前。
她没有立刻放进去，而是用指尖轻轻拂过包装上那道细微的折痕，然后拉开柜门，将它小心地、端正地放在了最里面一层。
那个动作并没有如释重负，只有一种更深重的、小心翼翼的态度。
那两盒不曾送出去的茶叶，仿佛不再是简单的礼品，而成了一件证明——证明我们曾试图叩响那扇门，而门内的人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、体面的方式，重新定义了叩门的代价与规则。
我们全家的喜怒，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系于对方一句客气的回话之上。
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态，国庆期间我买了一个暗红色的保温杯。
我把杯子洗干净烫了几遍送给我妈：“妈，这个保温杯带去瑜伽馆用。”母亲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什么，低下头脸色微微一红，母亲听懂了我那未曾言明的的担忧，她的手轻轻落在我头上，摩挲了两下，声音低柔：“林林长大了，懂得关心妈妈了。”
假期过后，父亲又下乡去了。
我们家的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，我对襄蛮的印象也有所改观，在学校打篮球时，如果他和我同队，我这个打中锋的也尽量抢篮板传给他这个矮个后卫，如果他是对方，我也多少让着他点，毕竟我妈的前程还系在他们家这条线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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