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知道她就在下面，穿着那件随时可能走光的睡裙，毫无防备地躺在沙发上。
这个认知像是一只蚂蚁，在我心里爬来爬去，又痒又痛。
这一夜，我睡得极不安稳，梦里全是晃动的白肉和挥之不去的汗味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是被一阵闷雷声吵醒的。
南方的夏天就是这样，雨说来就来。窗外天色阴沉得像口倒扣的黑锅，空气湿度大得能拧出水来。我起床下楼，发现母亲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。
她换了一身衣服，上身是一件洗得有些变形的白色老头衫——那是父亲留下的，下身是一条宽松的黑绸裤。
那老头衫太薄也太透，再加上汗水的浸润，几乎是贴在身上的。
她背对着我站在灶台前煮粥，背后的文胸扣子轮廓清晰可见，甚至能看清那勒进肉里的痕迹。
“醒了？正好，去把门口那个煤气罐给换了。”母亲听见脚步声，头也不回地吩咐道，“刚送气的把罐子扔门口就跑了，说是怕下雨赶时间，真是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。”
我走到门口，果然看见一个满载的煤气罐立在门廊下。那玩意儿死沉，以前都是父亲在家换，或者母亲喊邻居帮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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